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这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文学史的时刻——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中国作家莫言获得。由此，在诺贝尔文学奖100多年历史上，莫言成为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中国文学渴望百年的一个梦，从莫言开始迎来了一个新的篇章。

自莫言获得诺奖以来，围绕他和他作品的争论和置疑就不绝于耳；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诺贝尔奖给予他的肯定。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韦斯特伯格明确指出，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法则，“我们选择的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候选人的性别、宗教信仰、国别等因素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只选择那些在文学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作家”。他还强调，“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再来看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给予莫言的评价。马悦然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18名评委中惟一精通中文的评委，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和这个著名奖项之间最直接、最重要的联系人。他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而且敢于说真话。我读过莫言的很多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像他那样敢批评社会黑暗、不公平的现象。我觉得有些批评是非常不公平的。”
    诺贝尔奖是一个文学奖，而不是一个政治奖，它给予获奖者的肯定来自于他的文学成就。如果说莫言的作品契合了诺贝尔奖的某种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就是——人！他在用东方化的魔幻现实主义，用一种可能通行世界的文学语言来讲述故乡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来讲述人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写的是中国的文学，这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写作，是站在人的角度，描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早已突破了阶级、政治、种族、国家的界限。”

“莫言在中文文学和口头传统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少年莫言（左），就是《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娃”。

莫言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

莫言原名管谟业，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他的童年在家乡高密的农村小学读书，但只上到12岁就因文革而辍学；之后是务农、做工、参军。这是一个令中国人“感慨万千”的成长经历，那个时代的艰辛与困苦深深地烙印在童年和少年的莫言身上。莫言曾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来自家庭与故乡的爱与创伤体验，建构了莫言爱恨交织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成为莫言生命的根基和创作的源泉。

早年的这些经历，在莫言的作品中呈现出饥饿和孤独的文学意象。在他12岁那年，他一个水利工地劳动，与成年人承担一样的劳作，因为饥饿难耐而偷拔了生产队的一根红萝卜吃，结果被发现挨了批斗，回家后又遭到父亲的毒打。他在毛主席像前痛哭流涕，申明自己再也不敢了。这个惨痛的记忆，被他写进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短篇小说《枯河》当中。

这是一段他与家乡高密紧密相连的日子，他的文学之“根”也从此深深地扎在这片故土之上，等待着以后的爆发，以“安顿他那大逆不道的判断与梦想”……

1976年，莫言离开家乡参军了。在部队上，他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在部队里，时间和空间都可以让一个文学青年迅速成长，莫言的写作生涯从这里开始。参军5年后，莫言在河北保定的一本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文坛崭露头角。1984年他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的同学中有不少当时已拿过全国奖的作家，如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李荃等。在那样一种竞争的氛围中，莫言仿佛一夜之间茅塞顿开，乡村、童年、故乡进入了莫言的小说。那段日子里，他在夜晚总会躲到寒气逼人的大教室里，穿着大衣，戴着棉帽，一篇接一篇地写，居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1985至1986年间，莫言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高密东北乡”从此成为他写作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故乡高密，一块让他走上文坛并给予他声誉的土地，他正是在故乡高密听到自己获奖的消息的，当时他和父亲在一起。有记者问到他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中国？”莫言诧异地说：“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莫言以一系列乡土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崛起，此后，他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过“高密东北乡”，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有评论说，莫言的文学世界，是一个“自由意志所垦殖的不驯的疆土。这片疆土遍布着荒谬与不幸，大笑和哭泣，亦遍布着无数可能，无数岔路……”他就是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疆土”上展开叙事，挥洒激情，站在人性的高度，向广袤的世界延伸和挖掘……

“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如果说莫言在用一种世界文学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的话，那么这种语言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拉美的一个文学流派。1925年德国文艺批评家弗朗茨首次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1935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发表的小说《世界性丑闻》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到了五六十年代，拉美文学潮兴起，特别是马尔克斯巨作《百年孤独》的问世，令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坛上风声水起。“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使其失真，同时借用意识流的手法作为作品架构的方式”。其自由式的联想使作品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常常表现出人物无逻辑顺序的内心世界和超越时空的心理状态，用象征，暗示等手段来扩展作品内涵的容量，作品多线索并行，交叉，颠倒，跳跃变化无穷；鬼怪、巫术、神奇人物和超自然现象俯道皆拾，充满奇异、神秘、怪诞的色彩。魔幻现实主义以它奇特的表现形式、史诗般的规模、严肃的写实精神和辛辣的讽刺手法，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个时候，众多的世界文学巨匠被介绍到国内，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得以在国内翻译出版，令中国的作家们眼界大开。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巨作《百年孤独》的中文版很快就在中国出现了，尽管都是盗版。可以想见，对于当时如饥似渴的中国作家们来说，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震撼！莫言在谈到他看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感受时说：“当我第一次读了《百年孤独》之后，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的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宣布莫言获奖的时候，特别把他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莫言更是在很多的场合甚至文章中，谈到马尔克斯与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他说：“毫无疑问，这两位大师的创作风格对我产生了影响，他们的写作让我开窍，让我意识到文学作品可以这样写。”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 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一生写了一系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
其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妓追忆录》等。

莫言的创作历程，就是用东方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架起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在《红高梁家族》之前，莫言的写作可以看作是一个“模仿学习期”。这个时候的莫言，从“红色经典”、聊斋志异的神话，以及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文学作品之中，获得自己的文学营养。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大风》、《石磨》、《爆炸》、《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但也是在那个时候，莫言想到了“逃离”，逃出大师们的魔幻世界，走出自己的路，“他们是灼热的火山，我们如果靠得太近的话，势必就被他们化掉了，所以应该躲得远远的，离他们越远越好。”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逃离”后的爆发之作，其出色的感觉描写和多视点的叙述方法，奠定了莫言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仅使他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接下来的《天堂蒜苔之歌》和《酒国》，是莫言关注现实和艺术表现混合、碰撞的时期，其荒诞的艺术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思考。到了《丰乳肥臀》，他已找到了自己丰富、广阔、汪洋恣肆的魔幻现实主义文风，有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走向；《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一个又一个的精彩之作，他的创作实践着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创造着“中国小说”的一种观念上的自觉，更加从容地、天马行空地展开描写，更加浓烈地泼撒着批判现实主义的笔墨，进一步拓展着自己的写作方向……

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一同成长的中国作家，莫言无疑是幸运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曾经离诺奖最近的沈从文先生从1949年开始封笔，一直到1987年离世之间都没有再写过小说）。他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所有砺炼——“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如今仍然保持着旺盛和饱满的创作力。

“莫言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你只需要读半页，就能立刻辨认出这是他的文字。” 这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对莫言作品的看法。多年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多罗特娅・维佩曼，对莫言的创作有着非常系统和独到的分析，他指出，“莫言将中国主题与非常现代化、充满多样性且极具创意的叙事手法结合。尤其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他在对中国现代史的现实叙述中添加了奇幻和神话的色彩，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阅读他的文字，就像看一场富含创意的文字焰火，但其中又有一定程度的质朴……”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给予莫言的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你读莫言之前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作品中除了有精彩的关于爱、自然和善良的描写外，还有极其暴力、残酷、血腥的描写，比如反映20世纪中国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作品。莫言的创作视野宽阔，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故乡的小村庄,但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

不仅如此，莫言的东方化魔幻现实主义还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勇敢的先锋主义美学态度和鲜明的本土色彩，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着强烈的关怀和思考。对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的书中有大量对现实、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其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