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开”出的《火的战车》,重新点燃起全世界的热情,也令一位奥运英雄的名字再一次被广为传颂,他就是——埃里克·利迪尔!他不仅是一位在英国家喻户晓的奥运冠军,而且是一位为捍卫信仰甘愿献身的战士!他的一生,从中国开始,又从中国结束……
信仰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契合,始于利迪尔,始于《火的战车》
埃里克·亨利·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一位苏格兰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天津。在说到他与中国的关系之前,首先让我们回到1924年巴黎奥运会,回到那个辉煌时刻——也就是第54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火的战车》所讲述的故事当中……
奥运夺冠后,利迪尔在英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在巴黎奥运会上,代表英国出战的利迪尔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当时400米比赛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夺取了该项目的金牌。要知道,利迪尔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百米选手,而400米跑并非是他的强项,为什么他会放弃百米比赛而改项呢?这里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利迪尔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那届奥运会上,他所报名参加的100米比赛被安排在7月6日举行,这是一个星期天。按基督教规定,星期天是安息日,不得工作。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决定遵守教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放弃比赛的决定。“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当时和他一起参赛的选手尼尔•坎帕贝尔说,“利迪尔不喜欢夸夸其谈,他只说,‘我不在星期天参赛’。”
当时,英国王子威尔斯亲王已赴巴黎督战,英国领队恳请他为国家的荣誉而参加比赛。利迪尔只回答:“国家、国王也都是上帝所造。”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英国队的一名400米选手林赛勋爵站出来“解围”,他主动把自己参加的400米比赛资格让给了利迪尔,因为那场比赛不在安息日举行。于是,利迪尔在最短时间内刻苦锻炼耐力。比赛时,为信仰而战的利迪尔不仅夺得400米赛冠军,而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人们记住了埃里克·利迪尔的名字,因为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神圣的活力。对于自己的这段奥运经历,利迪尔的态度是——运动员应具备顽强意志和献身精神,这和基督的教义是一致的,既然天赐他一双快腿,就是要他为上帝争光。
生于中国的“李爱锐”,他在这片土地上播散信仰的种子
再说回到埃里克·利迪尔与中国的关系。这位伟大的运动员,却把他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献给了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从他一出生起,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埃里克·利迪尔是一位“怀着中国心的苏格兰人”。他于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国天津。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爱锐”,又名“李达”。1907年,利迪尔随父母回到苏格兰上学,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爱丁堡大学。正是在大学期间,利迪尔的体育天赋被发现,他成为了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后来还加入了苏格兰队。不久,英国体育界的一位著名教练发现了他,并引领其走上了田径之路。从此,在田径竞赛场上,他一次又一次获得殊荣。1923年,也就是巴黎奥运会的前一年,利迪尔在英格兰赢得一次比赛的百米冠军,当时一家报纸用“那是20世纪的赛跑”来称赞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另一家报纸则评价说:“利迪尔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个对手可以超越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利迪尔运动生涯辉煌的顶点。当时的他,在英国如日中天,他不仅拿到了爱丁堡大学的学位,还成为了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他却婉拒了所有邀请,甚至放弃了运动生涯,于1925年的夏天回到了天津。在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
利迪尔的决定让很多人不解。有英国记者问他:“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珍贵的庆功酒吗?”他的回答是:“当然,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你知道,这份荣耀是一个永远不朽的冠冕!”
新学中学里,一位深受爱戴的外籍老师
利迪尔回到天津进入新学中学任教,其实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新学中学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对于其所聘用的外籍教师,学校有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为了实现在这里任教的愿望,利迪尔先是经过考试,再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随后,利迪尔还必须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再到一个贫困地区实习一段时间,并经过最后一次答辩,方可登上新学中学的讲台。
在新学中学,利迪尔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他从事的是高中理工科的教学工作。每次讲课后,利迪尔从不率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后,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利迪尔讲课很认真,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上学时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利迪尔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利迪尔要求学生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而他的教学方法,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为了使学生们对学习产生兴趣,上化学课时,利迪尔常常让学生从课本中跳出,以实验代替文字描述。一次实验时,利迪尔先让学生用手蘸一种化学品品尝,他自己也用手指蘸了一下,然后就放进嘴里。这种化学物质非常臭,闻后会感到恶心。学生们品尝后,龇牙咧嘴,利迪尔却若无其事。学生们都惊呆了,问老师他的味觉为什么与众不同?利迪尔“得意”地看着诧异的学生们,笑着道出其中的原委:他先用食指蘸化学物质,放入口中的却是中指。操作时,利迪尔手疾眼快,大家没看出一点破绽……
不过,利迪尔老师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新学中学坚持中文教学,而外籍教师中文水平较低,经常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一天早晨,在学校大礼堂的集会上,利迪尔手弹一架老式钢琴,领着学生们唱圣诗。这架钢琴在弹唱时,琴后的风箱必须拉动才能发音,并且还要有节奏,平时有校工负责拉动音箱。不巧,当天钢琴发音不太响亮,利迪尔心里着急,就向校工喊:“我要风,我要风!”意即加大风力,可那校工听成“我要疯,我要疯!”吓得丢下风琴就往外跑,以为利迪尔“疯”了。
在新学中学,还传颂着一段利迪尔“冒险跳船返校”的佳话。
1928年,利迪尔应邀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场国际运动会。在这次激烈程度近似于奥运会的角逐中,利迪尔凭借扎实的功底,轻松地获得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
在比赛之后,利迪尔必须当天返津,因为开往天津的轮船一周才有一次,错过一班船,就要延误一周的课时。但是在比赛当天,返回天津的轮船下午3点起航,而比赛是在2点45分才结束。为了尽量节约时间,利迪尔租了一辆计程车,就停在运动场的跑道终点附近,预先发动引擎,并装上行李,等待他比赛一结束,迅速启程。当利迪尔率先撞线之后,他来不及换装,也没有去领奖,而是立即跳上出租车,直奔码头而去……
可是,尽管他神速地到达了码头,还是为时已晚,轮船刚刚起锚,正在离岸而去……情急之下,他迅速跑到离船最近的岸边,先是全力将行李抛上船,随后倒退几步,再全力起跑,飞身跳上轮船尾部的甲板!全船乘客看得是目瞪口呆……
让天津人不能忘记的,还有利迪尔对于天津城建的贡献。当时利迪尔回到天津时,正在改建天津民园体育场的工部局便找到了他这位奥运冠军,请他对体育场的建设提出改进建议。于是,利迪尔根据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以及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对于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一流比赛场地,不少国际大赛都在这里举行。利迪尔当然也成了体育场的常客——每天早晨,他都在这里跑步锻炼。直到现在,民园体育场依然是天津市一个重要的体育活动中心。
集中营里的“爱锐叔叔”,黑暗中的舞者
埃里克·利迪尔在中国时的留影。1944年,身处潍县集中营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运动是很美好的事情。最美妙的,不是那近乎超人般的成就,而在于它所表现的精神。拿掉那种精神,它就是死的!圣灵之于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运动精神之于运动,而且前者更甚于后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很快也占领了天津。关于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传奇故事。有一次,利迪尔遇到一个被日本兵砍断脖子、只有气管还连着的抗日军人。他就用自行车驮着这个抗日军人奔跑了60多里,把他送到医院救治。这个军人后来竟然神奇般地被抢救过来。尽管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从中所反映出的人们对于利迪尔的爱戴却是真实的。
我们都知道,在二战期间,德国在波兰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致使数百万犹太人惨死在这座人间地狱。但鲜为人知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中国山东建立了一座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囚禁了大量在华的外国侨民。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国人在美国本土的活动,日本从1941年底开始在中国全境搜捕盟国在华侨民,并将其全部强行收管。1942年3月,日军将原潍县乐道院(如今在潍坊广文中学院内和潍坊人民医院原址)强行占领,改造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集中营,日本人称之为“敌国人民生活所”,西方人称它是“潍县集中营”。日军就将在中国的盟国侨民分批送往这座集中营,扣押为人质。利迪尔也在其中。从此,这位深爱着中国的英国人,在这片他深爱着的土地上遭遇了他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段岁月,并最终魂归于此。
利迪尔于1934年在中国与加拿大籍护士弗劳伦丝·麦肯齐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1941年5月,当妻子又一次怀孕之后,利迪尔让她带着两个女儿到加拿大避难。
本来,进入集中营的利迪尔还是有机会与妻女见面的。因为日本提出可以用集中营关押的侨民与英美等国交换战俘,英国方面提出的第一批交换名单之中,就有利迪尔的名字,据说还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钦点的。但是,利迪尔却把这一次逃出苦海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留在集中营。
囚禁生活的苦闷和绝望可想而知,但利迪尔并没有屈服,他坚持公道、伸张正义、幽默乐观,被推选为营区康乐小组的主席。集中营里的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爱锐叔叔”。
集中营有一个16岁的女孩儿戴丝,喜欢化学。她希望获释后能报考牛津大学化学系。利迪尔便成了她的义务教师。当时,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化学课本,利迪尔凭借自己超凡的记忆力,居然编写出一本化学教科书。所有的方程式和化学实验都被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与此同时,利迪尔的学生也扩大到了几十人。因为没有课桌、椅子,“上课”时,老师利迪尔便站着,“学生”们坐在木箱和大衣柜上。一位加拿大人大卫·米曹博士当时就是利迪尔的学生,他至今还保存着利迪尔编写的化学教材。
集中营里的一位美国人兰格登古凯,在后来写的《山东集中营》一书中对利迪尔做过如下描述:“当我在晚上走过集中营的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利迪尔俯身在棋盘或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身上的想像力……他那时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十字架上,黑鞋油写下英雄的名字
在日本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利迪尔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
集中营的生活漫漫无际,利迪尔经常感到头部疼痛。但他从不向日本人求助,也没有告诉任何狱友。就在他去世前几天的晚上,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集中营的陈尸所,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谁都没有想到,利迪尔会突然离开人间。他病逝于集中营,经查患的是脑瘤。50年后的1995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件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但保存完好的埃里克·利迪尔在死亡证明。这份死亡证明书共有3页,记载了利迪尔死亡时的年龄为43周岁零一个月,死亡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大夫签字日期是2月22日。如今,这份死亡证书保存在香港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他去世的那一天,离日本宣布战败只有175天!而他去世时,他的妻女远在加拿大。直至1945年5月,她们才在多伦多知道了利迪尔去世的消息。而他,与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未曾见过一面……
这个噩耗震惊了整个集中营。在被囚的侨民心中,利迪尔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倒下的人。所有人都要为他送葬。因为条件受限,利迪尔的遗体只能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侨民们把他抬到距离日本侨民区及军属居住区不远的一个荒凉的坟场上。狱友们在利迪尔的坟墓旁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庄重地写下了利迪尔的名字。
利迪尔的死讯,从戒备森严的潍县集中营,迅速传遍全球。凡是知晓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到难过。英国媒体上的悼念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苏格兰失去一位杰出的子弟。他的一生,使大家以他为荣。”
半个世纪的怀念,从未间断
在利迪尔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从未停止过。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背后则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1990年,为了纪念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继续从事慈善和关怀的工作。
中国和世界将永远纪念这位为了信仰一生奔跑的奥运英雄。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一本由埃里克·利迪尔研究专家约翰·W·凯迪撰写了传记《奔跑人生——生在中国、献身中国的英国奥运冠军》一书在中国出版。书中详尽讲述了埃里克·利迪尔的曲折一生,从出生、童年、青少年到他怎样在集中营中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读者带入埃里克·利迪尔丰富的心灵世界和信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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